新书试读丨《宋夏战争与北宋文学》
冷门文史哲
本文选自《宋夏战争与北宋文学》，商务印书馆出版，郭艳华著。
豪放词的流变及内涵
明代张綖的词论首先把“豪放”作为一种与“婉约”并列的词学风格揭示了出来，指出“豪放”词的特征是“气象恢弘”，这是对豪放词风整体审美的把握；其次，张綖指出词风的豪婉“存乎其人”，即与作者的性情有关；最后，虽然张綖确认了“豪放”是与“婉约”并行的词风之一，但仍坚持“词体以婉约为正”，明确将“豪放”与“婉约”并列，是张綖词论的创新性所在，而“以婉约为正”的观念则是其未能完全突破传统的局限性所在。在此基础上，清代的研究者对“豪放词”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，主要体现在四方面：
其一，对豪放、婉约两种风格进行评价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云：“词自晚唐五代以来，以清切婉丽为宗，至柳永而一变，如诗家之有白居易。至轼而又一变，如诗家之有韩愈，遂开南宋辛弃疾等一派。寻源溯流，不能不谓之别格，然谓之不工则不可，故至今日，尚与花间一派并行，而不能偏废。”从根本上肯定了词体“以清切婉丽为宗”，以苏辛为“别格”的事实，同时苏辛虽为别格，但对其艺术上之“工”却不可否认，因此豪放词风以苏辛为代表，与花间词风能够并行于世。清代的批评家普遍接受了这种既对立又并行的观念。
其二，从词人的遭际、胸襟及词的题材要求声情并茂的原则出发肯定了“豪放”之体的必然性。清代徐釚在《词苑丛谈》卷四引用黄梨庄的话说：“辛稼轩当弱宋末造，负管乐之才，不能尽展其用。一腔忠愤，无处发泄。…… 故其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气，一寄之于词。” 英雄最可悲的不是“廉颇老矣”，而是生于乱世却无救世之力，满腔忧愤无人可解，发言为词，沉郁顿挫，是深受儒家教化的士人在“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理想无法实现时的激愤之情。在苏辛那里，已经没有了李白式的无拘无束，其豪放之气笼罩在厚重的抑郁伤感之中，而这正是由于世人的社会环境和人生经历所决定的。这些理论都是在明代张綖的“存乎其人”之论的基础上展开的，与张綖不同的是，清人的论述重心放在了对于词人的遭际、胸襟等方面。如沈祥龙说：“词之体，各有所宜，如吊古宜悲慨苍凉，纪事宜条畅滉漾，言愁宜呜咽悠扬，述乐宜淋漓和畅，赋闺房宜旖旎妩媚，咏关河宜豪放雄壮。得其宜，则声情合矣。”“词有婉约，有豪放，二者不可偏废，在施之各当耳。房中之奏，出以豪放，则情致绝少缠绵；塞下之曲，行以婉约，则气象何能恢拓。”大丈夫生当立于世，指点江山，凭古吊今，抒怀言志，一腔豪情当借雄壮之景淋漓尽致的再现，情感的宣泄、题材的选择、音律的侧重都决定着豪放词的艺术表现力。沈祥龙的论述正是肯定了情感与题材对豪放词创作的重要影响。
其三，是对“豪放”的内涵下定义。清代杨廷芝的《诗品浅解》是力图对“豪放”的内涵做出清晰界定的第一部作品，他把“豪放”解释为：“豪迈放纵。豪以内言，放以外言。豪则我有可盖乎世，放则物无可羁乎我。” 杨廷芝指出文学作品由于源自创作主体的旷达性情，故而表达方式上能够达到直率酣畅、淋漓尽致的艺术风格。他对于“豪”的解释体现了对人的主体精神特征的突出，而对于“放”的解释则体现了对客观规范的突破。正像陆侃如、冯阮君在《中国诗史》里所说的那样：“……我们应先知道豪放的意义。我们认为豪就是气魄雄伟，放就是解放，不守常规。不过放的内涵不似豪那样单纯，有辞句方面的放，有内容方面的放，更有声律方面的放。”这在豪放词的创作上得到了有力的证明。综上所论，从先秦到明清关于“豪放”语义以及它所承载的文化意义的变化，可以发现，“豪放”作为一个语言范畴，最先适用于品评人物的性情或是行为——以一种形而上的精神存在。
其后，作为创作技巧进入文学理论，但它用以品评人物或其行为的内涵，并没有随着“豪放”拓展到文学艺术及其理论领域而改变。经过明代张綖的宋词“豪放”风格论后，作为与“婉约”并行的词风被后世探讨研究。
“豪放”作为一个文化范畴，它的产生就具有了更广阔的社会、文化意义。大体包括以下几方面：其一，“豪放”指文学创作者的思想的一种精神风貌，主要受到儒道两家的交融影响。它既有儒家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经邦济世之怀，又有道家平淡自然、超脱世外的飘逸之气；其二，在描写意象上，它偏重于选取“壮美”“恢弘”的气象，偶尔借助自然景观，也多是具有高洁品行的花草或季节，与婉约词的淫靡秾丽完全不同；其三，在艺术风格上，它以“雄”“浩”“英”“厉”的刚性美为特点，气势宏大，境界高旷；其四，在表达方法上，它摆脱了“浅斟低唱”的小女儿之态，举杯高歌、直抒胸臆、豪放中有沉着之志。但其也并非与含蓄内敛无缘，当把“一腔忠愤”寓于含蓄而不直露的境象、事典的描写之中时，便形成“沉郁”的特色，故传统意义上的婉约作家如柳永、晏几道、李清照等，也多有身世之愤、家国之悲的豪放词作。
文学即人学，一部中国文学史，就是一部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文化的流变史，一部古代文人情感、思想、遭遇的再现史。寄寓着生命慨叹的文学作品，再现了个体生命在历史进程中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。北宋社会文人政治下的党争不断，经济繁荣，军事羸弱等现实，一方面造成了宋人强烈的爱国思想和宦海沉浮的人生慨叹，另一方面，也使宋人体现了不同于前人的特点，思想上注重理性思考及内在心性的修养，“崇文重道”，生活中重视个体生命的人文关怀。具体到北宋文学的豪放词中体现为：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，宦海沉浮的人生况味，军旅生活的激越表现，这些都与日益激化的宋夏战争有着密切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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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宋夏战争与北宋文学》
ISBN：978-7-100-15956-2
开本：16开
作者: 郭艳华
定价：76.00元
作者介绍
郭艳华，女，1978年生，回族。现为北方民族大学教授、博士、硕士生导师、文史学院副院长。主要从事政治制度、民族关系、士人心态与宋代文学关系的研究。出版专著《杨万里文学思想研究》《宋辽金元文学史》。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、国家民委项目、博士后基金项目各1项，宁夏社科项目2项，宁夏高校重点研究项目1项，参与国家社科重大项目《易代之际文学思想研究》。在《齐鲁学刊》《宁夏社会科学》《北方论丛》《文艺评论》等刊物发表论文近40篇。相关论文分别获得宁夏第十一届哲学社科优秀论文三等奖、宁夏第十二届哲学社科优秀论文二等奖。
内容介绍
本书在宋代特殊的社会政治、文化背景下，探讨长达百余年的宋夏战争对北宋文人人格心态、以及文学创作的影响。认为宋夏战争是影响北宋文人创作心态的重要因素，与宋夏战争有关的诗、文、词是组成宋代文学的重要部分。通过探讨二者的关系，实际上是从文学的视角去反观历史，最终达到文史互证的目的。宋夏战争是引发北宋政治变革与文学变革的重要动因，是我们透视北宋文学的时代精神与历史内涵的关键切入点，同时也是我们发掘历史与文学之互动关系的重要平台。然有鉴于此，本书力图通过疏通北宋与西夏关系的文献资料，揭示北宋文人在宋夏战争过程中的心态变化，以及对文学创作的影响，这对于进一步认识西夏文化、宋夏关系，以及北宋文学审美特征背后的政治、思想、文化动因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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